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党史，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1921年

  1921年3月，李大钊撰文公开呼吁创建工人阶级政党，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与上海的党组织成员建立了联系，建议及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对外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代表大会原定于6月20日召开，直到7月23日代表们才在上海聚齐。当天晚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正式开幕。30日晚，因一名神秘男子的突然闯入而终止会议，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进行。嘉兴南湖，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扬帆起航的圣地。“红船精神”也成为共产党最具代表性的精神标识。党的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党的纲领。党的纲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1922年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党的二大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大会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党的二大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宣言，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打倒列强，除军阀”随即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呼声。党的二大后，罢工斗争在全国各地普遍兴起。其中，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次罢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提高了党组织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扩大了党和工人阶级在全国的政治影响。

1923年

  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标志着改组国民党已进入一个新阶段，也宣告中国革命开始了一个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现恤孤院路3号）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40人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420名党员。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问题。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分析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把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改造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可能性，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现国共合作，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1924年

   1924年1月下旬，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主持了会议。在出席开幕式的165名代表中，共产党员有24人。大会审议通过了了国民党《一大宣言草案》，这个草案对三民主义作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奠定了国共合作的基础。大会支持并确认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否决了排斥共产党员的提案，此举有力回击了国民党内部一批敌视中国共产党的右派分子。大会还选举出由国共两党领导人组成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国共合作自此正式形成。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武装得以初步建立起来。共产党人建议国民党积极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在苏联的帮助下培养现代军事人才。于是，创办陆军军官学校的计划在国民党一大得到制定。因为陆军军官学校设立在广州市区东南的黄埔岛上，所以也称黄埔军校。1924年5月５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入学。孙中山亲自兼任军校总理，任命粤军参谋长蒋介石为校长，任命廖仲恺为校党代表。

1925年

  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于1925年1月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四大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明确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强调了工农联盟问题的重要性，指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是不可能取得的。中共四大以后，为了巩固和扩大工人阶级的组织，加强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1925年5月1日至7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决定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加强了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带领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复工的共产党员顾正红。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援助纱厂工人的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向密集的群众射击，打死学生、工人13人，伤者不计其数。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五卅惨案激起了全上海乃至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局面。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6月1日成立由李立三任委员长的上海总工会，同时成立具有联合战线性质的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作为运动的公开指导机关。6月11日，上海举行群众大会，到会的有20多万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各阶层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期间，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运动，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浪潮，以不可遏制的浩大声势迅速席卷全国，这就是五卅运动。

1926年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分析时局：在英、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北洋军阀已建立“反赤”的联合战线向南进攻，这对广东革命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现在是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头。国民革命军在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等人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北伐方针。根据既定部署，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出兵湖南，援助第八军唐生智部，拉开了北伐进军的序幕。7月9日，北伐战争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声中正式开始。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北伐军从广州打到武汉、上海、南京，打垮两大军阀，歼敌数十万，一场规模空前的国民大革命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北伐军北上时，工农运动给了北伐军极大支援。1926年5月，党领导召开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专门作出《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能否进展和成功，必以农民运动能否进展和成功为转移”。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迅速扩大了革命在群众中的影响，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为日后的土地革命准备了重要条件。

1927年 

  1927年是党史、国史、军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是中国革命的分水岭。这一年风云变幻，从年初到年尾，从南方到北方，发生了许多影响中国未来的大事件。这一年，北伐军势如破竹，战果赫赫；这一年，蒋汪集团背叛革命，血雨腥风；这一年，共产党人奋起反抗，武装起义；这一年，毛泽东勇闯新路，引兵井冈。回首1927，中国革命经历了大革命、大屠杀、大起义，实现了由国民革命向土地革命的伟大转折。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南昌起义像一声春雷，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1928年

  1928年，反动派四处镇压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即便如此，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国大地依然闪耀着星星之火，无数共产党员前赴后继，奋不顾身为革命而斗争。在莫斯科，党的六大顺利召开，对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使中国革命形势出现恢复和发展的局面。在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朱德成功会师，红四军成立，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井冈山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它的发展壮大，代表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给革命带来了未来和希望，推动了革命燎原之势的早日到来。

1929年

  1929年，在党、军队的建设史上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在这一年，我党我军解决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把党建设成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军队。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的斗争洗礼中逐渐走向成熟，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始终保持革命斗志，不断总结斗争经验，不断思考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成功解决了这个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从此，一个先进政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真正建立起来了，为中国革命胜利提供了不竭的力量。正确的思想不是从天而降的。在纷繁复杂的斗争实践面前，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认识。红四军党内就建党建军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但是中共中央很快就统一思想，明辨是非，维护了朱、毛的领导，巩固了红四军的团结。1929年12月下旬，古田会议顺利召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在各地红军逐步实行，壮大了红军的力量，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

1930年

  1930年，帝国主义加紧争夺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民党军阀混战不断，人民苦难日益加深。中国共产党在反动统治的扼杀与“围剿”中艰苦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推动土地革命，发展红军力量，批判党内错误思想，使大革命失败后陷于绝境的中国共产党获得新生和壮大，开辟了中国革命的崭新道路。1930年夏，中国共产党党员增至12万人，在全国建立了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与地方武装力量达10万人之众，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1931年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大举侵占中国东北。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等各种形式的抗日队伍。中国在抗日义勇军中积极开展工作，并组织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九一八事变标志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1月7日-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举行。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文件，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并组成临时中央政府，规定了检察机构的设置及职权。人民检察制度伴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而诞生。11月，红色中华通讯社成立，这是新华社的前身。本年，经过三年多实践，党基本形成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1932年

  1932年１月28日日本军队在上海发动进攻，国民党驻军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影响下，违抗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奋起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市日本纱厂工人举行罢工，动员各界群众大力支援十九路军抗战。２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发表为取得上海战争的胜利告全国民众宣言，不仅拒绝同抗日反蒋的各派进行联合，而且提出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建立民众政权的“左”倾错误纲领。３月９日日本扶清废帝溥仪在长春成立伪“满洲国”。1934年３月１日改称“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称“皇帝”。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等各种形式的抗日队伍，进行武装抵抗。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英勇作战，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７月蒋介石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围剿”，先“围剿”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然后移兵“围剿”中央根据地。８月27日－９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召开第十二次全会。会议认为“在中国，已经有革命形势”，中国共产党在反帝斗争中应“采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组织群众，进行民族革命解放战争。

1933年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对华侵略，尽管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官兵奋起抵抗，但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下陷入孤战无援，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方针仍掣肘着抗日同盟的发展，同时造成中国共产党各项工作陷入困境。这一年，在错误方针指导下，发生了反对“罗明路线”斗争和查田运动，第五次反“围剿”也遭到失败。5月4日，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作出《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接着，邓、毛、谢、古四人分别被派往农村或撤换职务。6月初，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大规模查田运动。查田运动本身是作为彻底肃清封建半封建势力、巩固苏维埃政权的一项重要措施提出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中共临时中央在运动中全面贯彻“左”倾土地政策，许多地方把大量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错划为地主、富农而加以打击，把不少富农当作地主加以打击，使运动产生了侵犯中农利益、消灭富农阶级的严重后果。此举破坏了农业生产，损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根据地严重缺粮，使红军的扩大也遇到了困难。

1934年

  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全会讨论了博古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继续坚持过左的土地政策，将“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1934年1月，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起异常凶猛的军事进攻。4月，国民党军队逼近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中央苏区在军事上已陷入四面合围。4月27日，国民党军向广昌发起总攻。当晚，红军被迫撤出广昌。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决定。10月17日，中央红军8.6万余人的主力部队正式开始战略转移。中央红军长征突破了赣南安远、信丰间的粤军第一道防线，突破了湘南汝城、粤北仁化之间的湘军、粤军第二道防线，突破了湘南良田、宜章间的湘军第三道防线，突破桂北全州、兴安间的湘江第四道防线。湘江战役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广大干部、战士对中央军事指挥错误的不满达到顶点。1934年12月12日，中央领导人召开通道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李德主张从通道向北，毛泽东坚决反对，力主西进，这个建议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通道会议的当天，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布了西进贵州的命令。这是近一年多来中共中央第一次集体否决了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意见，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高层会议上获得多数赞成。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提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至此，红军的行军方向从根本上扭转了。1934年最后一天，中央政治局召开猴场会议，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1935年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通过这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会议集中全力研究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与会者多数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1936年

  1936年2月，东北各抗日武装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至翌年秋，建立11个军，共3万余人。东北抗日联军相继分编为第一、二、三路军，分别由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等率领。6月下旬—7月初红二、六军团长征抵达四川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7月5日，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在中共中央积极争取和广大指战员斗争和要求下，张国焘被迫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9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甘肃隆德将台堡会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完成长征，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国共两党为反抗日本侵略实行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1937年

  1937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敦促蒋介石实行诺言，下令停止进攻西安。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实际上接受国共合作的决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回龙庙附近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随后，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全国抗日战争从此开始。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进行抗日斗争。7月28日日军猛攻北平南苑，次日北平失陷，7月30日天津沦陷。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作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主力在朱德、彭德怀率领下相继挺进华北抗日前线。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于平型关前线伏击日军，首战告捷。12月13日日军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在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的指挥下，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六周的血腥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杀害三十余万人。

1938年

  1938年，中国抗日战争逐渐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并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共产党军队为主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的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对稳定全国战局起了重大作用。这一年，毛泽东针对许多人对战争将如何发展认识不清，特别是“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论调，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题为《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清晰地描绘出抗日战争发展过程的完整蓝图，深刻阐述了党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全会通过《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1939年

  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坚决打击卖国的汉奸汪精卫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动。1月24日和25日，中共中央分别致电国民党五中全会和蒋介石，重申关于发展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指出在日本侵略者阴谋分化中国内部之际，必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4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指出华北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工作，华中是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区，在战略上华中是连接华北、华南的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5月-11月华中新四军完成了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的任务。10月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12月在日本诱降和英、美绥靖政策之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活动之后，中国共产党以抗战大局为重，主动停止战斗，释放俘虏，与国民党达成了划定驻区、分区抗战的协议。

1940年

  1940年１月，为了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叫嚣，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在这之前，他还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重要理论著作。这些著作表明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相应的一整套具体政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发展。4月和7月根据《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动员各民族团结抗日的方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先后拟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并经中央书记处批准，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少数民族工作的指导文件。8月20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有105个团参加的“百团大战”。这次战役大小战斗1820余次，毙伤日伪军25800余人，俘虏大批伪军和日军，摧毁了大量敌堡和据点。这次战役给敌伪以很大打击，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军队的威望，对坚持抗战、遏制妥协投降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作用。10月初，国民党军韩德勤部向苏中黄桥新四军陈毅部进攻。新四军执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方针，歼灭韩部顽军一万一千余人，取得黄桥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1941年

  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诬陷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这一反动暴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3月1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召开，蒋介石被迫在会上表示，保证“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国民党顽固派的这一大规模反共活动被打退。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地批判了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6月，日本帝国主义为配合德国在欧洲的进攻，把中国变成它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加紧了对解放区，特别是对华北解放区的“打荡”和“蚕食”，大搞“治安强化运动”。在日军、伪军和顽固派军队的夹攻和封锁之下，敌后解放区进入了空前困难的时期。9月25日，日军进攻河北易县八路军部队，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七连六班班长马宝玉和战士胡德林、胡福才等5人，主动把敌人吸引到狼牙山的悬崖绝壁，最后宁死不屈，毅然砸枪跳崖。11月7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12月9日，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发表宣言指出，全世界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了。同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同时对德、意宣战。

1942年

   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2月6日，又发布《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决定》和《指示》指导各解放区掀起大规模的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2月14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强调共产党在华中地区的总任务，是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5月，日本为了占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发动浙赣战役。从5月1日起，5万余日、伪军对冀中根据地进行空前野蛮的“大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一举摧毁根据地的生存条件。8月，日本反战组织在延安召开“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将1939年11月成立的“觉醒同盟”和1940年3月成立的“反战同盟”合并，成立“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要求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深刻地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打倒敌人，如果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敌人，闭着眼睛捉麻雀，就会亡党亡国亡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阐明了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1943年

   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3月，由陶希圣执笔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这本书伪造和涂改中国历史，歌颂封建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它的出版，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共内战的舆论准备。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这个决定对于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渗入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以至导致后来的反特斗争的扩大化。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6月10日共产国际正式解散后，中国共产党解除了对共产国际章程、决议所承担的义务，并完全摆脱了它的影响。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狂叫“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7月9日，延安各界群众3万余人举行紧急动员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在解放区人民强烈抗议和全国进步人士以及国际舆论的反对下，国民党顽固派被迫停止了这次大规模反共磨擦。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批判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会议概括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表现，认为错误的实质是放弃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并分析了错误产生的根源。10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整风运动进入总结提高的阶段，全党整风运动告一段落。

1944年

   1944年3月华中新四军取得车桥战役胜利，并解放淮安、宝应以东地区，使苏中与苏北、淮北、淮南各抗日根据地联系起来。5月11日在豫湘桂战场国民党军队大溃败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在河南地区组织抗日游击队和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7月至10月，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建立和扩大豫东、豫中、豫西等抗日根据地，恢复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加强了华中与华北、陕北战略区的联系。7月－8月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派遣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次同观察组成员谈话，全面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情况。8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指示》，阐明党的外交工作的性质、内容和民族立场。全国抗日战争后期，党已经开始“半独立性的外交”工作。9月1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在重庆举行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此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阐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和方法。11月由八路军第三五九旅主力加上中共中央选派到南方工作的干部组成南下支队由延安出发，向豫、鄂、湘、粤敌后挺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12月新四军第一师主力由苏中渡江南下，执行向东南敌后发展、控制苏浙皖边和发展浙东沿海地区的战略任务。

1945年

  1945年春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武装继续进行攻势作战，抗日力量和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为转入全面反攻、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4月20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使全党对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一致。4月23日－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大会制定党的政治路线，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总结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经验，概括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4月25日－6月26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通过联合国宪章，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并在宪章上签字。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关于受降和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等七道命令。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巡洋舰上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规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